P2P 剩余空间

海报海报(最终版小图)

恰逢比特币十周年,这一采用点对点网上与共识主动性,开放源代码,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的加密货币,由化名为中本聪的作者于20081031日发表白皮书。200913日,创世区块诞生,裹挟着质疑、盲信与资本的狂喜发展至今。

使这一电子加密货币成为可能的 P2P 概念被策划小组 Passing Fancy(朱筱蕤 & 弗雷迪·克鲁兹·诺维尔)恰逢及时的作为剩余空间1013日开幕的展览题目。P2P 意味着去中心化 (无中心服务器,每台计算机或“peer”充当其他计算机的服务器)、平等的用户地位与关系(任何人皆可参与)、无版权限制的资源共享(允许访问各种分布式资源:如文件或外围设备)。这场展览,借由这些新世纪网络滋养与共生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幅及了最早由 Seth Price 2003年录制的文字式电脑游戏 Romance Cory Arcangel 今年创作的 istheapplebeesondelcoparkdrinthesuburbsofdaytonopenrightnow 这十五年不长不短的时间。

P2P 令人瞩目的特点,是其全新的资源分配、传播与集散的方式。而在2014年,集散Distribution)也被 Karen Archey 和岳鸿飞援引至展览后网络艺术(尤伦斯艺术中心),作为网络艺术实践的其中一个面向被讨论。当时涉及的文本也包括 Seth Price 的《分散》(Dispersion, 2002) 。集散,不仅意味着文本的形式/媒介流变(如作品 Dump Bin 2016-2018)中注定过时的 DVD 影带)以及媒介变换产生的意识或是主体重构;也指涉了此次展览所提出的自相矛盾的权力结构与用户端(与背后的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策划人十分了然去中心权利结构的自相矛盾。你可以看到 Cory Archangel 直接了当的作品 The Source (2013) 将开源代码作为作品,以纸本的形式呈现在展览现场。作品展现着与版权限定、作者权威分庭对抗的概念,不免令人联想到莫瑞吉奥·卡特兰围绕复制概念在余德耀策划的展览“The Artist is Present”。通过这样的并置,所谓自相矛盾的结构开始逐渐显现为西方内部的利益矛盾。

P2P 的形成与传播与版权法的建制几乎开始于同一时期——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它们几乎可以被视为生长于同一土壤之上的对立面。剩余空间与余德耀美术馆的两个展览面对着十分相似的议题,开源与复制/挪用所预设的假想敌始于西方语义中的版权限制。这一限制导致中国在官方立场窘迫,自1989年起就面对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压力,1991年,美国开始将中国设为“301条款的重点国家,持续近30年的中美知识产权论战围绕的也是这个时期建立的法案——1974年贸易法案》。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知识被过渡成了产权,不可计算的被归入了资本的评估领域。 在这30年间,中国的音乐/视频共享平台、山寨文化与复制在意识形态上屡受责难,另一方面,却被艺术家们乐此不疲地援引为创作素材。P2P 的原罪在于,它产生于建立创作权威的时代环境,并只有依赖这样具备有效型的敌方,才得以生存。试问,假设在一个从来不将知识视为产权的国度,P2P 还能否保有它的道德光环与看起来激进左倾的姿态?

展览同样将人类主体放入问题当中,策划人将点对点网络中的 peer 还原成了身体,未被定锚的是这身体的存在状态以及各个身体之间的关系。正如比特币白皮书(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所总结的,它提供了一种不需依赖信任的电子交易系统。这折射出的是 P2P 用户在信息时代中的社会生活所共同面对的脆弱与焦虑。郭奕豪的作品 The Floor (2014-18) 在此正是释放着这样的情感维度。他将即时信息的聊天过程转换为实体空间的行为,观众面对着一扇不断被递出纸片的门,煞白的门和墙体保持一致,个体似乎隐于这层白色背后,又似乎触手可及(只要打开那扇门)。然而(墙内外的)双方都为了保持某种安全感而选择不去打开那扇门。本来真实鲜活的肉身甘于成为那个只产生只言片语的用户端。这种精神焦虑与交流的被动性正造成了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个体,个体的亲密关系也朝着 P2P 网络的连接图示趋近。

如策展人所言,这场展览既是关于被构想的互联网政治,也同时关于个体用户的主体性。P2P 呈现的去中心的雄心与因此被碎片化与孤立的交往方式是原生的因果关系,他们必然是虚拟空间和现实生活都固有的。展览作品通过不同的方式揭示了网络社会的意识形态坐标,无论是线上的身体,还是使互联网成为现实的血肉之躯,使其成为现实的终究是可触摸的人造基建与操作着用户端的个体,P2P 的症结也就是当代主体的症结,如何去思考或者能否去思考它,我们不能靠  Jenna Sutela 的那些智能粘液来告诉我们。

谁的乐土?

通过身体操练,美国文化在精神中建构出一副副被规训的身体,这些身体在所谓快乐的帝国中被高效使用并持续耗尽。

按:本文发表于 artforum 艺术论坛,感谢张涵露专业的编辑,让文章顺畅不少。

外滩美术馆的四楼除了灯光操作台与地上的标识线外,净无一物。观众正对着的门被两位身穿白雪公主戏服的人打开,艾萨·霍克森(Eisa Jocson)和她的搭档就这样安静的出场了。开始是全无表情的一系列动作模仿,让人想到奥利弗·拉瑞克(Oliver Laric)讨论拟像、再现和流行文化的作品《版本》(Versions, 2009-12),在其中他对两个卡通人物进行动作分析,相似却又略微不同。霍克森通常习惯一个人表演,而这场演出她选择了和搭档合作,互为副本,在舞台上,在观众的眼中,呈现出简单的比照。正是这种唯二的戏仿,呈现了重复性与差异,加深了他们作为一个模仿者的身份。

在这样的几分钟之后,两位演员的表情瞬间有了变化,那是种略带惊悚的突兀改变,如附灵一般,夸张虚假的表情转瞬出现在眉目间,他们继续重复简单的动作:定格、呼吸、抬手,复现了《摩登时代》里机械的身体,程式化的动作一再被演练。在这样枯燥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用两位演员,除了呈现两个模本之间微妙的差异之外,霍克森还有什么企图?

结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你很快能体会到来自两性肢体之间的差别,在柔软与僵硬的动作之间渐渐分明。霍克森可能正是想要抹消这样的差异,在她的另一件作品《菲律宾猛男学院》(2014)中,其关注点就在于透过女性身体呈现男性的身体图像。她对猛男舞的舞姿和技巧进行研究之后,设计了一套教授女性学习猛男舞的课程。通过肢体的演绎,将自身化为雌雄共体之身,性别的社会性建构在其体内渐渐趋向于瓦解。再回到现场去思考这两个模本,性别特征被暗暗埋伏在两个躯体之中,她的男性搭档几乎很难让人看出破绽。

而后,他/她发出了声音。

像模仿白雪公主的小孩,却逼真得如童话里的经典桥段,精致上扬的语调,戏剧化的笑声,身体的婀娜多姿,像是将动画片一直5秒钟回放般的重复。这是在YouTube上随手就能搜到的片段:白雪公主在森林中俯头痛哭,而后被只兔子惊吓到,与森林动物们一起愉快的唱歌。当你渐渐被霍克森和其搭档的表演洗脑,并在卡壳般的重复回放中感到不适的时候,他们终于从反复的动作中退出,走向了观众,走到了画外,走进了迪士尼主题乐园。

“乐土”(Happyland)是迪士尼主题乐园的别称,也恰巧是霍克森出生地马尼拉贫民窟的名字。这一讽刺意味在香港的迪士尼乐园更显得微妙,在这个长期依靠菲律宾劳动力输出的城市,“乐土”中也有大量的菲律宾演员,程式化地诠释“快乐”成为他们的日常劳作。通过身体操练,美国文化在精神中建构出一副副被规训的身体,这些身体在所谓快乐的帝国中被高效使用并持续耗尽。而因为肤色的关系,菲律宾演员可以演其他的角色,但是被永远排斥在拥有“如雪肌肤”的白雪公主角色之外。

对于霍克森而言,皮肤是重要的意象,前不久在明当代美术馆的演出,以《皮肤》(Skin)为名,演绎了不同社会状况下的身体,肤色作为皮肤最重要的显征,折射着大量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意义。被西班牙殖民超过三百年的菲律宾,遗留下来的对雪白肌肤的狂热,被全部投射在了白雪公主的角色之上。“I’m white, snow white”——童话故事中出现的一句无伤大雅的话,在《公主研究》中承担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身份建构,浸染在童话故事中,包裹着成人世界隐而不言的等级划分和文化暴力。霍克森采取了比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更委婉的策略 ,她不把这个经典文本所扎根的现实粗暴的裸露出来,而是通过重复动作与情境的蒙太奇向我们细细解剖这个可恶的现实。

然而《公主研究》的意图还不仅于此,在一连串与观众的互动对话之后,表演者又回到重复机械的动作模仿,而这次他们的身体以持续加速的速度进入一种难以分清情绪的癫狂状态,定格扮演定格扮演定格扮演,与之前定格动作的 指涉不同,这样的状态更像是被摄影师跟拍,也像是青春期女孩不切实的幻想,这些过程向我们展示的是被凝视的身体姿态,它们面对的不是现场的观众,而是臆想的镜头;透过镜头倒影,他们似乎能看到自身肤色白皙的身体,同时又瞧见自己身为菲律宾女孩与生俱来的深色肤色。他们戏仿的欢笑声由矫揉造作到哭笑不得,似乎被一种自身承受不住的喜悦充盈着,最终,他们将身体甩向了地面,公主的裙摆不堪的掀起,盖住了精致的妆容,裸露出透着肤色的下体,乔装在顷刻间碎裂。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只是在这个时刻。他们真实的身体才真正被看见,这个身体毫无装饰,显露着遮盖不住的性征。与名和晃平《VESSEL》影像中的躯体不同,抹去头部的人体造就了陌生感,制造出非人的陌生生物;而白雪公主裸露的下体则让表演者回到“人”本身的位置,这个位置甚至不是人文主义的,裹挟着生而为人的野性与困窘,在摸索与蠕动中,两个躯体逐渐触碰到彼此,公主的裙摆终于随重力垂下,假发、发饰已被摘下零落在地面,他们散着长发,又开始了最初的扮演,演绎着被异化的众人。

顿时,净白的空间开始闪烁灯光,黄色/白色的色卡快速的切换,霍克森的用意显得那样直白:她将自己化身为涂色本里的“白雪公主”邀请观众为其填色,除了线框之外,颜色全由观众定夺。她把表演中所释放的问题留给了观众,当你拿起画笔去图画这位“菲律宾白雪公主”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她的肤色,以及,怎样去定位这样的角色?或许,这只能让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的每一个个人来定夺。

 

重返记忆 |白立方二十五周年

上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兴起的艺术流派都开始对画廊空间群起攻之。布莱恩·奥多尔蒂(Brian O’Doherty)在19763月的《艺术论坛》上发表了文章《白立方之内》,首次从画廊空间出发,讨论20世纪艺术语境中发生的转变——一个现代主义画廊如何在虚假的中立状态下悄然影响着艺术作品与观看主体。随后的17年,艺术一直面临着不同的出路问题并亦步亦趋地消化着图像之转向。而白立方空间与生具备的无影、雪白、洁净、人造气质,也成为几乎所有画廊空间的特征,如影随形。即便是遭遇网络化,这些气质仍如同魅影般依附在类似 Contemporary Art DailyArt Viewer 这样的网站上。

1993年,当杰伊·乔普林(Jay Jopling)于伦敦创立白立方画廊时,毫不避讳的借用了这样一个词,这一神来之笔让白立方与那些以创始人姓名命名的画廊显得十分不同。而就在同年,阿瑟·C·丹托(Arthur C.Danto) 宣告了艺术史叙述的终结,后历史艺术的开始接续着的是乔普林意欲的蓬勃艺术市场。这家画廊裹挟着白立方空间与画廊的的双重原罪开始了它的扩张之路。

乔普林是一个将自身彻底卷入艺术与名流文化的画廊主,这样的作风与白立方画廊代理的艺术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从80年代开始密切接触 YBA,与 Maia Norman 在家里举办众所周知的晚宴,并邀请达明·赫斯特 (Damien Hirst) 和马克·奎恩(Marc Quinn) YBA艺术家参加。这两位艺术家在后来也为白立方献上了赫赫有名的两次成交(赫斯特的大鲨鱼与奎恩的冷冻头)。艺术事件被屡次推向了新闻版面。

谁曾想到二十五年前,白立方首展的报导惨淡(仅 Time Out 一家),开幕当晚还收到派对举办场地的警告信(喝酒闹事)。画廊绵延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篇章,也是从这里开始逐渐走向黎明之际。在画廊展出赫斯特和奎恩并引人注目之后,开头也确实显得不足挂齿。2000年,白立方迁到伦敦东区的霍斯顿广场 (Hoxton Square)20069月梅森苑 (Mason’s Yard) 改造建成了1110平方米的独立画廊空间。201110月,就在伦敦 Frize 艺博会开幕期间,白立方对外开放了当时欧洲最大的画廊空间,位于伦敦南边的柏孟塞(Bermondsey),展示面积为5440平方米。次年 3月,白立方(香港)亮相,展厅设立于香港中环干诺道50号,面积 550 平方米。

今年7月,白立方在伦敦与香港三处空间同期举办的二十五周年纪念展,以记忆为主题,联动与席卷了画廊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伦敦柏孟塞和梅森苑的大型空间,以记忆宫殿为名,完整呈现了白立方的55位艺术家,而因为白立方香港的场地限制,策展小组将艺术家名单缩减为36个,并在被称之为记忆胶囊的内空间中,呈现了代表性的文献档案材料。在我看来,这样的让步,反而为纪念展增色不少。

记忆胶囊与作品以一种共时的状态在互相反哺。记忆在此不仅作为一种抽象的意象与不可言说的物,它在作品之外被解码为照片、报纸、书信、图表等日常的记忆载体,记忆与记忆的触发物被同时召唤到了现场。与奥多尔蒂所言的恰恰相反,白立方试图将过去以尽可能具体的方式重返现场,原本被切割、孤立并被高举在展示空间中的作品,一下触到了现实。

然而,这并未改变白立方空间试图掌控未来的机制属性。二十五周年纪念展所不在话下的,是画廊长期屹立不倒并持续开拓的历史,在金融危机与欧洲中心主义以资本的形式被稀释之后,许多小型画廊被迫关闭,白立方在市场如此起伏不定的大环境之下,似乎显得毫发无伤。正如白立方亚洲区总监周晓雯(Laura Zhou)女士所言,这个展览以及别有用心的年轻艺术家(陈轴)个展,意喻着一个暂告段落的历史,一个新的起点。这在新成立六年的香港空间内释放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其中夹杂着英国画廊与香港市场的历史性渊源、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话语权的纠葛、全球主义与艺术世界的亲疏关系等等。在所有局势都如此松动混乱的当下,作为陈词的温故而知新确乎能触发一种思想状态,让我们重返白立方或者当代艺术这一段不长不短的历史。

道具给你,故事献给灵魂

故事是展览中各个作品的内核,这是陆平原的创作与任何一个借虚构完成创作的艺术家都不同的地方。作品如同仪式的道具一样,这些可被触及的物都是为了那无法形化的仪式对象而存在。也因此,展览中的物成为某种被故事的“灵”所包裹的圣物。

个展成长的烦恼或许是陆平原过去几年实践所沉淀出的转变——以故事作为展览基底,结合个体经验,并不可避免地对大文化对象进行指涉,将原本严格依靠文本性的故事,演化为混杂多媒介的故事场景。此次展览更像是献给艺术家自身这代人的故事,一个精心营造的当代灰色童话,夹杂着童年梦想与成长的弥合,以及随着这个过程不断接轨的个体心智发展;不仅如此,展览的细微之处也被其埋下伏笔,作为一种可以被过度阐释的入口,供人推敲。

作为展览基底的故事

故事是陆平原作品的核心,无论是单纯文本展示的故事系列,或其数量庞大的河原温,今天系列,还是其他的绘画、录像与装置,都无一不围绕着这样的修辞展开。陆平原也曾在访谈中提到,希望所有的装置、绘画、舞台等等物品,都是故事的一个底座,只作为辅助欣赏故事而存在。这种创作方式在 Damien Hirst 的展览《难以置信的深海宝藏》(Treasures from the Wreck of the Unbelievable, 2017)或是  Simon Fujiwara 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找到参照。前者借历史素材虚构了一艘海底沉船,并将从中打捞而来的物件奉为古物作为作品展示;后者则是将个体经验与历史事件杂糅,通过场景还原与文献式的展陈陈述一个从自我角度出发的事件。

如此借故事虚构作品背景的艺术形式并不是巧合,而是后真相 (post-truth) 时代的产物。其始作俑者,无疑是媒介。二十世纪末的电视节目与二十一世纪初的网络传播,是面向全世界的。而这些媒介最为擅长的文化输出是带着碎片化、不加区分的超链接形态。Neil Postman 在其预言式的著作《娱乐至死》 (1985) 里就曾提到电视新闻节目中主持人如何用现在” (Now…This) 的句式将一个个新闻切断连贯性,以让观众习惯灾难性事件与娱乐新闻或是天气播报之间的无缝拼接。网络显然使一切变本加厉。当人们无法再严肃认真地接受任何一个事件时,对于真实性的需求也就微乎其微。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与英国去留欧盟公投事件致使《牛津英语词典》宣布将后真相作为年度词汇,这个词表现了公众对雄辩胜于事实的接受,对谎言的轻信,与对偏见的固执信任。这也揭示了媒介的胜利,人们被花哨、令人莫名兴奋的宣传媒介剥夺了思考。后真相时代无疑是 Aldous Huxley 预言 (《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 的应验。

在艺术创作里,艺术家则是带着一种狂欢式的姿态迎接这样的时代,就如同 Hito Steyerl 为坏图像辩护一般。他们靠揭发与利用媒介带来的转变,作为表达的修辞与解放权利的工具;将原本就松动的外部世界搅乱,捏造出符合自身叙事的事件。在这个展览中,这样的姿态在融化的巧克力与全球变暖、土豆先生与毕加索的荒诞链接中可以被窥见。同时,如此编造故事的方式也在潜意识深处显露出艺术家对真实的存疑与挑逗。作品的目的不再是探究真相是什么(如传统艺术所追求的),而是个体所理解的事实是如何。

故事创作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其隐喻承担了对真实世界进行婉转思考的能力。在东西方哲学的最早先著作中,我们都能看到哲人利用故事阐述问题,或是思考抽象。它是举例论证的真身,因为故事可以将思考形化为人们能够设身处境的真实场景,这也是想象力被利用的一刻。它可以轻易包容真实世界中令人感到反常的细节,在不经意处将听故事的人带往与现实不再严丝合缝的世界。在这一方面,故事比电影具有更多优势,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多令人失望的原因。故事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调用个体经验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想象力,它总是要比随便哪个导演形象化的剧场来的更为切身与牵动人心。

“…视觉的营造能让观众更珍视那个像幽灵一般的内容,就是我的核心——故事。就像仪式可以让信仰更有参与感一样。

故事是源远流长的赋灵手段,在先古,正是因为那些传说与神话,才使得人们对本没有生气的物件产生情感并借以寄托信仰。如其所说,故事是展览中各个作品的内核,这是陆平原的创作与任何一个借虚构完成创作的艺术家都不同的地方。作品如同仪式的道具一样,这些可被触及的物都是为了那无法形化的仪式对象而存在。也因此,展览中的物成为某种被故事的所包裹的圣物。

成长的烦恼用到最多的素材——动画片,也是 Anselm Franke 论述万物有灵时借以展开讨论的引子。这一当代文化生产中习以为常的形式,得益于人类古老的赋灵传统。面对静止的表情,如何在人工与想象力的作用下,为其赋予生命。而展览中被指涉最多的动画片《玩具总动员》 (Toy Story, 1995至今),在这一方面显示了其独特性。它首先实现了对图像的基本赋灵,让人们相信这些二维的人物具备性格、精神或是气质等等真实人物的属性;而更进一步的是,它也完成了对日常玩具的赋灵,故事片的主角就是那些被摆在货架上供人购买的玩具,这些曾经被看作死物的玩具在动画片中成为一个个活神活现的角色。这个设定为展览中的各个作品提供了前提,样板房间背后的录像拍摄了那些真实生活中玩具具有生命的时刻,刻意重复的镜头是为了夯实事件的真实性,就像是上帝在人群中需要显现神迹一样,艺术家借此设法使观众成为有灵玩具的信徒。

而展览的另一个重要脚本 HOME ALONe (1990-2012),被中文翻译为小鬼当家,其中的小鬼既指小孩,也可以理解为独自留守在家的鬼魂;这是陆平原了然于心的双关,或者说,他有意使用了翻译产生的歧义,为展览丰富隐喻。对鬼魂的认知,来自人对空间的赋灵,这意味着展厅空间也被调用为其故事的道具。通过两个故事脚本的并置,展览所影射的不仅是艺术家对象征某种理想主义的美国文化的怀旧,更包含了自身对故事及其赋灵的整套实施结构;借此,陆平原完成了对整个展览的赋灵,并将展示转化成为了一次次献给故事的仪式。

大文化的游戏

成长的烦恼的另一个主要素材来源于同名美剧《成长的烦恼》(Growing Pains)。这部美剧于1990年至1994年间在大陆播出,与艺术家共同度过了六岁到十岁的小学暑假,这也基本上是八十年代孩子的共同童年回忆。有趣的是,Growing Pains 在医学领域表示的是成长过程中身体确实出现的痛楚。这部风靡一时的美剧,将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类似毒品、自杀、同龄压力与酒精等等棘手问题进行了幽默的演绎。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儿童在此时(7-10岁)正处于确立自身与思考未来的阶段 。在《成长的烦恼》中,美式中产阶级家庭的模式,和家庭成员之间的角色分配与互动,都为艺术家与其代表的一代人塑造了遥远的样本,而他们始终生活在这类美式家庭范本与中国现实环境的显著落差中。陆平原将成长的烦恼作为展览的题目,正是将此视作其成长的写照。

他将这样的纠葛——荧幕世界与真实生活所造成的不相容,进行了艺术家式的消化。这一点,和 Bunny Rogers (b.1990) 利用展览转化创伤的方式极为相似,Rogers 在惠特尼美术馆举办的个展,正是为其 8 岁时发生的哥伦拜恩校园事件 Columbine High School massacre)祭奠,其之前的两个展览哥伦拜恩图书馆2014)与哥伦拜恩咖啡馆2016)也直接借用枪击事件的两个集中点作为展览的集中呈现。他们的创作都来源于成长过程中相似阶段的经历。

二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借用屏幕背后的形象进行视像上的传达。对这些文化的再创作精神源自波普艺术,不同于波普最早出发的语境,这些艺术家实际表现出的是一种对流行文化的重新认识,一种打通所有文化类型、历史阶段、地域区隔和民族精神的普遍文化传播。这在 Jordan WolfsonOliver LaricRachel Maclean 等等艺术家身上都有所体现,而我们也可以在难以置信的深海宝藏展览中获悉 Damien Hirst 对大文化现状的理解,在那些被其视作古物的深海宝藏中,你可以看到米老鼠和高飞等迪士尼角色与看起来十分可信的古董两相混淆。

他们采用流行文化元素的方式也不再像波普艺术那样:简单模仿传媒的视觉风格,或是对这一风格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做出明显的价值判断。这种方式的转变来源于景观造成的主客体混淆,我们已经不再能够像二十世纪末的人那样区分广告与自我神话之间的差别了。当 Amalia Ulman 在作品《卓越与完美》(Excellence & Perfections, 2014)中将自身通过 Instagram 塑造成一个拥有大量粉丝关注的虚构人物时,她所指涉的正是景观与自我神话混淆的现状。可以说,我们都在主动或被动地将景观深入骨髓,而艺术家在自我产出的景观中也在寻找凝视 (gaze) 的潜在对象。

这种景观与真实相互异化的过程正是现存社会的本质和支撑。而作品的自传性也从这个过程中产生,艺术家在使用景观的过程中,自我的真实开始显现,屏幕如同黑色的镜子一般照出了自己的影像。在展览中,陆平原或许是《小鬼当家》里面的男孩、或是见证玩具显灵的人,亦或是《成长的烦恼》中的其中一个家庭成员;当然,他也可能谁都不是。我们能确认的是,他在凝视这些美国文化的产物时,一定牵动了自我的确立过程,这个过程恰好反哺了他的艺术创作。

home alone

大文化的景观化或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或许仍需知晓其中裹挟的文化动力;在这个展览中,这成为某种留待被观众解码的线索,埋伏在空间中。样板式的房间既是《玩具总动员》中人类男孩的房间、也是怪兽电力公司” (Monsters, Inc) 用于惊吓小孩发电的房间,甚至和梵高在阿尔的卧室有几分相似。土豆先生将五官胡乱一整便自称作毕加索、 Thomas 脸上贴纸的形象像是被封印了的表情、而房间地毯的纹样则来自电影《闪灵》(同时也出现在《玩具总动员》中反派角色 Sid 的房间中)。

面对这些看似巧合的联系,陆平原不仅承担了观察者的角色,对不同地域、阶级、信仰的文化素材进行收集,并采纳进作品中;他更多的扮演了一个游戏者的身份,他曾戏称这次展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展览;无论是否如此,这至少暗示了他在其创作中的角色与视角,那些电影台词、动画角色的经典表情与因为全球变暖而融化的巧克力,本身就揭示了文化本质的、固有的、不可或缺的游戏成分;而除此之外,陆平原更像是 Guy Debord 曾在《景观社会》 (The society of Spectacle) 中形容的迷失的儿童一般,按照自己游戏时的情形将完全不同的材料置入到一种往往使人愕然的全新组合里。而陆平原的游戏,就是他用故事演绎的艺术。

意义的熵——迈克尔·迪恩

迈克尔·迪恩(Michael Dean)的创作以文字作为出发点,并将文字的形体、含义与质感形化为雕塑,在运用混合材料的过程中,将写作(经历)、阅读(文本)与观看(作品)的经验杂糅,并试图为观众提供一个与作品平等且互通的亲密时刻。混凝土的质感、水泥、纸张和尼龙扎带等构成了其“词语的肉身”。

纽约时报曾于今年推出一个关于互联网的专题“欢迎来到后文本未来”,7篇文章共同讲述了一个文本衰退、网络模因主流化的世态。在我看来,香格纳的这次个展“笑之类比”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对此做出回应。在一个文本逐渐消失,声音与图像成为通用语言的时代,对文本、符号与巴别塔式的 emoji 表情系统进行思考确乎是尤为紧要的;这些思考也不可避免的将我们带领到语言之本质的问题,Dean 的雕塑正是在探索语言如何由口头词汇转变为书写形态并导致阅读的整个过程。

策展人王宗孚将香格纳展厅理解为 Michael Dean 的书本册页,这便能解释展厅墙面被涂刷一层白漆的用意,漆色与墙体的白区别而开,如同马列维奇的White on White,墙面与地板因此被具象成了舒展开的纸张,而其上站立的则是一个个类似 LOL 形状的雕塑。这些雕塑不仅是从形体上表现了字母的形状,它们在内容、释义与雕塑传达的感觉上都援引了与“放声大笑(LOL)”相关的符号与视觉。也就是在后者的作用下,Dean 的出发点“文字”反而逐渐被消解了,通过将概念物化,私密的情感性内容在来者观看作品的过程中渐渐弥散(艺术家也提到“熵”(entropy)的概念)。

在采访一开始 Dean 就提到了解释学 (hermeneutic) ,而这恰恰是理解其作品的关键。艺术家在曾经的采访中不止一次的举过树的案例(本采访中也有涉及):“  如果我站在一棵树前,我和那棵树则一定会有一个单纯的(互通的)时刻。没人会认为我对树的认识 (interprete) 不正确。”这也是艺术家希望观者能够从其作品中得到的经历。而这恰巧切合了“解释学”之代表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的思想,他将“理解”视为主体与对象双向互动的交流,这意味着,理解不再是主体对对象单向的投射,而是一种广义的交流,观赏一件作品或是阅读,在伽达默尔的意义上都是一种交流,而在 Michael Dean 的作品现场,意义的熵也正是如此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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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从你以前的作品就能看到你经常用材料去塑造字符,或者是“以雕塑写作”,那你觉得材料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本的表达能力,在理解上有怎样的区别?

迈克尔·迪恩:其实这个和“解释学” (hermeneutic) 有关系,也就是和“诠释” (interpretation) 有关系。对我来说,文本 (writing) 的存在就好像纸张上面平整黑色的墨水一样。观看作品(或文本)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种很传统的经验,你是个读者,而同时有一个作者。对我来说,我一直挣扎于寻找作者和与之相反的写作经历中。所以我开始思考我怎样可以分享我的写作,这不是关于写作者,而是关于我分享的写作经历。

我的创作动机某种程度上来自一种存在于物理世界的急迫性。如果我站在一棵树前,我和那棵树则一定会有一个单纯的(互通的)时刻。没人会认为我对树的认识 (interprete) 不正确。这是我,也是我所理解的世界。而对写作而言,就可能存在诠释正确与错误的状况。而我的写作是平的,它的存在与我自身、我的隐私对抗。我用笔和纸,组织它们的形式、或是笑和哭的意义。但当问题涉及到我如何用墨水、或是这些想法进行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用一种可以让我与雕塑平等存在的方式实现。

所以这是我工作的方法,每个展览都拥有一个重调焦点的场域,一个包含主题的场域。但在物质性(材料)方面,这可能与对本性的思考有关——人类的本性或是以街道为基础 (street-base) (生活)的本性有关。许多小的物件,人们曾经书写过或遗留下来的东西。我可以将那些物件看作是他们行为模式中不慎流露出来的想法。这种本性通过街上被丢弃和遗留的东西体现出来。

Q:在这里你谈到了通过材料对语言形成了转换,有理解和图像的不同层面,西方网络平台常见的文字缩写“LOL”(laughing out loud,放声大笑)的图片化趋向,和由此衍生出的表情符号,代表并开启了全球的表情包时代。那你对这种跨文化领域的转换,有怎样的感受?

迈克尔·迪恩:我只是一个人,所以我没法代表一个文化说话。我决定用LOL 的 emoji 的原因,其实是想抓住空气间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为何,人们通过那样的形式,可以牵连出许多不同的东西:高兴地、悲伤的或是联想到被绊倒的人等等,我们都可以将表情链接到这些对象上。这些作品很自然的将 LOL 转变成更为公共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不一定要理解 LOL,你也能理解作品。我将这个词作为创作的一个借口,通过这个途径把所有让人发笑的其他元素聚集在一起。而这个西方的词汇就消失了,所有人都可以理解这些作品。它只是个暂定名。

当然,你可以觉得按我的创作逻辑,我应该在中文世界中找文字并做成雕塑,但这样就很不真实。而用那些胶条,通过将概念物化,我可以让来自上海的观众不用读懂 LOL 也可以感受到相关的情绪。而此时,作为作者和艺术家的“我”就消失了,只留下作品以及观众与作品私密沟通的时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内容来自于我们日常经历的广告、政治以及人们使用的语言与传达意义的规则。

Q:你作品传达出的语言结构,是否暗指着今天这个世界所造就的语言系统?

迈克尔·迪恩:虽然我的每个展览都关于不同的主题,但用字母(做雕塑)的方法仍然是我作品的主要原则。当我还未接触艺术时,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去画廊、美术馆或是教堂,这些被人觉得应该要去、并且可以思考人类自身的场所时,我发现如果我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肤色或历史,我无法理解这些东西,他们不是为我准备的。我希望我的艺术,可以在不用知道任何东西的情况下能够被理解,并且对人有所改变。

我并不总是成功,创造一个让观者知晓他们也可以是自由的状态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太习惯于去寻找新闻稿和作品信息了,所以每次展览都是我学习的过程,我在可辨认的与不可辨认的形体之间、更开放与更封闭之间不断进行抉择。在我的意识里,我的写作有个规则是,希望作品能达到对称的私密状态,所以(当观者知道他们可以是自由的时候)我也可以变得自由,让所有的意义呈现为物体,观者也可以自由的将自己的个人历史或是他们的记忆注入作品。这些东西是我不能也不想触碰的,但它们就在那儿,而我和观者在这样的状态下达到了平等。

Q:当你第一次去画廊、美术馆或是教堂,在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下,你觉得无法理解这些东西时,你当时有没有反思什么?

迈克尔·迪恩:书写是我的东西,但文学写作和阶级、权力有关,这和你是否有能力支付书籍和教育的费用有关。想象一个尝试写作的男孩,他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优秀的作者,但他买不起书,而政府因为财政原因关闭了图书馆。对我来说,我想要以最好的方式写作,即使我没有那些途径,那算了 (fuck you)。于是我决定自己思考怎样能将自己的写作经历以最好的方式呈现出来,人们也给了我这些机会。

我觉得这很重要,在语言里,像艺术这种东西,将自身置于另一方的经历中是很重要的;这样你可以看到对方是否有所收获。对我来说,艺术是人类(本原)的东西,它不应该是排外的;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它可以是排外的 (exclusive) ,但它总是要对人呈现一种开放姿态。我不想让艺术变成传播真善美的东西,即使他们看到展览,觉得那些对他不起作用,也没有问题。

Q:当你来中国做这个展览,也考察过很多材料,在考察中有哪些材料与你平时所接触的材料是一致的,有哪些是不同的?

迈克尔·迪恩:某种程度上,材料是一样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有信心用这些混凝土或纸张材料(做作品)的原因。这些材料以同样的速度塑造了我们。事实上,真正的材料都是一样的,语言就像图像一样。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就像个普通游客。而第二次来,我去了除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当你不会说中文时,你就得依靠朋友的帮助去类似工厂的地方。当你在街角,恰好听到相似的环境音时,那是个很美妙的时刻。

而且我的家乡 Newcastle是个沿河的大城市,后来我去到伦敦,那也是一个沿河的大城市,而上海也一样,我很习惯这些沿河城市和他们的发展。两次来上海的经历,让我发现这儿所有的建筑都在生长 。

Q:像你作品中用到的大量钢筋,你通常是在考虑钢筋本身的材质,还是会思考它所处在环境中的功能属性?

迈克尔·迪恩:当我想把这个世界转化成物件的时候,我开始做一些实体作品。从实践角度看,我会思考我怎样用水泥做出一个巨大的“印象”(impression) ,像是有着平滑表面的巨大铸件。我想让这个形状维持下去,所以用混凝土去加固它。因为我是个作者,我来自一个做体力劳动的家庭,他们用手劳作。但如果我单单使用其中一种媒介创作,会觉得很糟糕并且会失去热情,所以我将这两种媒介做了结合。

因为我想要我的作品足够坚固,并且可以长期传达不同的信息。我不否认希望作品可以在艺术的历史中被保留下来。这与熵 (entropy) 的概念有关,与材料如何被破坏、或如何变新变旧有关。人类有向这些事物投射情感的能力,这或许也使我们能够利用物质的类似性 (analogue)做作品。而当你用一件混凝土或一个雕塑表达哭或笑或是其他无形的情绪时, 这就显得很滑稽。

Q:包括作品中使用到的尼龙扎带和手,它们都指向怎样的用意、作用和信息?

迈克尔·迪恩:从实践角度来说,尼龙扎带其实就代表了一种通用的使用方法,但是你也可以在网上看到澳大利亚有人用它们捆绑监禁小孩,或临时拘留所的人用来捆人。当你用一个材料的时候,你确实可以让它拥有不同的指向,但我是试图去限制和抑制这种可能性的。当我看着材料的时候,我会尽可能问不一样的问题,但最终它(的意义)仍会超出我所诠释的内容。但首先,材料的通用方法仍是最重要的,因为通常人们想到尼龙扎带就是这样一种用法。

我的作品是用日常物品创作,而不是包装或是排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对什么奇怪的东西感兴趣并拍照发送。当你拿着手机走在街上,可能看到一个很好笑的鞋子、或什么古怪的(可能是一个看起来滑稽的破瓶子),这些好笑的东西可能会让你想要保留那些不起眼的片刻,而对我来说,我一直在寻找这些古怪的案例。某个人在绑鞋带的时候,将鞋带打结拉起,我从来不知道这些细节意味着什么,但我现在可以用这些作为表达“爱”或其他感情的素材。

手有很多含义,可能代表好运,或者是许下诺言,交叉双手可能意味着你并不是真心的。就是说如果你交叉双手时说我爱你,但其实这可能意味着我不爱你。所以很多手势都有双重阐释的可能性:我反对你或我支持你、我反对你或获胜或和平。对这些手势的解读取决于你看的角度。而我的作品就像是中立的对待这些东西一样,比如我们看到一棵树或是其他什么东西被毁坏了,但我们知道新的东西会生长出来。就像一个能够提供丰富意义的作家一样,所有人可以对他说是、说否、开玩笑或反对等等。

关于物的想象

2月3日的 M50, J Gallery(关于一个博物馆的想象)和 Vanguard Gallery(廖斐个展:广延) 选择了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开幕,不知是事先就商量好的节奏还是巧合,两个展览竟恰好折射出相似的光谱。

“关于一个博物馆的想象”由刘张铂泷 2014 年成立的科学恋物癖博物馆为出发点,仍基于科学史上著名的“思想实验”,将展品具体化成与实验相关的“文化物件”。“科学恋物癖博物馆”的源头来自:其一,人们对科学相关物件的恋物癖(如伽利略的手指或爱因斯坦写过的黑板);其二,人们对(科学)概念的迷恋成了现今时代的恋物癖。然而,在展览随附的“参展艺术家访谈会”中,程新皓一语中的的道出了“科学恋物癖博物馆”的局限,就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尼采–福柯的谱系学传统而言,真理话语的源头总是有被梳理与挖掘的必要,因为在它们的源头之处,可能存在着“并非一定如此”的细节。在此,真理的话语要比“科学恋物癖博物馆”能够指征的对象广博的多。而“科学恋物癖博物馆”选择以一种暴露现状并持续附加的态度运作着自身体系,某种程度上也显露出自我无法脱身的恋物情结,这使得参展的各个艺术家成为科学恋物癖的展示者与首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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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斐围绕笛卡尔“广延”概念展开的个展也落入了类似的圈套。墙上的划线、手稿、扎带的图形构成等等都是“关于物质”展开的思考。展览文中牵扯了大量思考物的文本,然而物的清晰与不明似乎未必如艺术家预想的那样在作品中确实显现,在这些有些琐碎的呈现中,我们能看到艺术家对物的有趣尝试,然而这些实践却应证了刘张铂泷所言的“科学恋物癖”,一种对于概念的执着,并因为受限于一种言说逻辑与解释的必要,不可避免的使作品成为文献式展览的部件。

有趣的是,两个展览的主角有着恰恰相反的经历,刘张铂泷有着清华大学工学学士(材料科学与工程)的背景,而廖斐则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这次的双展开幕,两个来自不同阵营的人分别采用了对方的方式——无论是物的基础考察还是科学恋物癖,都呈现出同样的状况——那就是福柯所引发的对“认识型”的撬动与人本主义的迷失。

疆域与无疆之域

“疆域”不仅仅是一条叙事作品与总结历史的线索,它所指涉的对象与牵连的认知转变,在当下有着被迫切提出的历史必要性。回看过去几年,欧洲移民危机、英国退欧公投、特朗普对美墨边境墙的提议以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潜藏的是一种正蓄势待发的转变,我们或许可以把“疆域”展览看作是策展人为观众提请的一份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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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变迁的重新认知与再解释,通常发生在历史中的特定时刻。汪晖在其对展览影响深刻的文章《两洋之间的文明》(2015)中提到1821年龚自珍给道光皇帝上的一道著名奏议《西域置行省议》。其中将西域首次置于两洋之间,用海的方位为偏远内陆设定坐标,西北不临海是对西北疆域与大洋认知的调转。近200年前的龚自珍,已然嗅到了海洋时代的到来与世界格局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他为此做出的整体视角调整,不仅重新定义了中国之概念,更是一种恰逢其时的对疆域的重新思考。

展览疆域地缘的拓扑正是从这样一个知识背景出发,集合并挖掘了众多作品中所显露出的对疆域的模糊意识。就主题而言,疆域不仅仅是一条叙事作品与总结历史的线索,它所指涉的对象与牵连的认知转变,在当下有着被迫切提出的历史必要性。回看过去几年,欧洲移民危机、英国退欧公投、特朗普对美墨边境墙的提议以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潜藏的是一种正蓄势待发的转变,我们或许可以把疆域展览看作是策展人为观众提请的一份奏折,通过数年研究的铺垫,借展览重新启发作品的不同面,将疆域问题密集并多元的编织在展示空间中。我们要明白,各个作品之间的关系不仅来自于它们所触及的疆域问题,更来自于它们引发的不同思考层面,这恰恰构建出一个高度跨体系的社会,其中交织着各个时代的创作者对过去认知的审视、对当下局势的思考与对未来世界格局的想象。

展览开始于蔡国强在嘉峪关实施的爆炸行为延长万里长城一万米,长城作为边疆最主要的意象,在此呈现出一种复杂的隐喻,被火药延伸的边疆确立了已知边界也拓展了未知的疆域。这恰到好处的为展览引线,随之引爆展览指涉的三种动势:越界、游牧和流动。

越界:话语的边境侧重的是边界的概念,对边界的跨越行为裹挟着行动者对边界的预设。徐震借玩具坦克、飞机和轮船在18天内模拟跨越中俄、中蒙和中缅边境;王思顺将火灾火种从北京行车送至巴黎;何翔宇在《The Swim》中与同伴游泳横渡鸭绿江在隶属朝鲜境内的九里岛登岸。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通过身体或是身体的延伸以碰触边境这一最接近实体的界域。另一方面,越界在现实生活中也类似于过境,这一行为意味着对本无形体的疆界进行相认,语言、制度、政策或是风俗等等都为无形疆界包裹了一层切肤的隔膜,区隔感随毛孔渗透进身体内部,就如同陈界仁《帝国边界》中刻意诗意化的感受一般。

游牧:边疆的延伸呈现出一个不受政府、国家意识牵制的自由地带,这是与越界截然相反的状态,前者在跨越的过程中强化了边疆的存在,而游牧则是逐渐抹消地理边疆的过程。游牧的人可以四海为家,在行走与迁徙的过程中与天地共处,地理性屏障的消失并未导致边疆的消失。如同赞米亚区域的人民,在没有制度约束的地带仍保持着文化的能动性。所以,此处的游牧毋宁理解为一种主体对外的延伸,这形成了族群的意识,边疆意味着游牧民族迁徙的移动边界。《大航海》通过一种对海洋时代过时的怀旧以践行自我放逐,而《木兰溪》中陈彧君与陈彧凡对故乡河流的重建流露出一种流放者的乡愁——艺术家的主体意识正是通过各自的游牧被投放在他们所营建的疆域之中。

沈莘在《形态逃脱:序》中,将三位不同身份、阶级与国籍的人纳入叙事,他们同是生活在伦敦的藏传佛教信徒,三个个体分别形成一个微缩的跨社会体系,在这样的个人体系中,国家、宗教或是族群意识都显示出不可避免的流动性。流动:地缘的拓扑正是指这些被个体携带着的地缘,在陶辉《德黑兰的黄昏》中,艺术家则担任搅动这种流动性的人,让一个伊朗女孩扮演梅艳芳生前的场景,伊朗女性的封闭生活在扮演中被香港明星的自由式爱情观撬开了一丝裂缝。

论文式的展览显示出策展人对写作与展览关系的重视,作品之间的发酵作用提供了文字所不能构建的丰富叙事,而这些互为语境的作品将最终反哺论文的发展。鲁明军对于论文展览的期待在此次策展中淋漓体现。然而,正如大都会布劳耶分馆 (Met Breuer) 现正举行的展览谵妄” (Delirious) 一样,展览疆域或许遇到了主题式展览不可避免的壁垒,那就是如 Roberta Smith 谵妄所提出的针对明确主题的策展方式难免显得武断

的确,在OCAT 的这个展览中,策展人对作品裁判的武断似乎是无法规避的;但另一方面,看似明确主题的疆域展,事实上来自一种对确定性的否认和质疑。虽然这个词来源于地理范畴,但当龚自珍将西域看作两洋之间时,其背后投射出的认知转变或许才是策展人想要叙说的重点。因此,我们也需要像对待疆域这个概念一样,去看待各个作品中看似确定的成分,如 Timothy Morton 一般,转向对庞大之物(hyperobjects) 的指认,或是如汪建伟所言逃离已知的匮乏,在越界、游牧与流动的不同动势下,通过认知观的调整重新确认自我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