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ing 其筋骨,Mapping 其皮肉

历史的所有美妙时刻都发生在最不经意的环节,这也是为什么游戏的精神对意义的严肃性而言如此重要。在当代艺术中尤其需要这样举重若轻的能力,而冯梦波的创作似乎做出了这种阐释。

2008年他用《长征:重启》将大型电子游戏装置铺满展墙的三年后,科里·阿肯吉尔(Cory Arcangel) 也同样在伦敦的巴比肯画廊展出了类似的作品,这个擅长用游戏和新媒体说话的70年代美国艺术家估计是料想不到这样的巧合。单机保龄球游戏由旧致新的顺延开来,却远不如在展厅追逐一个像素化的小红军过关斩将有意思,街机游戏前进式的移步换景犹如中国传统画卷轴式的铺陈展开,实现了像素世界的可行、可望、可游、可居。

如此新媒体式的构想却来自冯梦波早在1992-1994年的布面丙烯画,他在完成《游戏结束:长征》组画的那一天就宣称这是他未来电子游戏软件的草图,这样的念头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实现。1992年中国个人电脑的普及率仅为每千人0.9台,而在2016年,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了53.2%。社会对电子化的消化能力在14年间经受了巨大考验。而最初的绘画创作恰恰可以和当下的后网络创作形成时间上的对称关系,在新媒体艺术家仍在探索利用技术再造创作语言的阶段,冯梦波却带着先验性的判断和某种不得已早早做出了表率。

早年的计算机和街机在形态上很相似,都带着笨拙的框体,在《博物馆》中则呈现为一个个箱式的微缩景观。空间中整齐布置的阵型可以说是融合了网吧、街机厅和传统博物馆的最终展陈。这种呈现形式也渗透在他对创作主题的选用上——依据样板戏作的游戏机绘画、电子游戏街机、再到这一次的博物馆景箱,都隐约透露着他对剧场式的迷恋,他的长记忆可以追溯至其出生时的文革元年,破四旧的大环境在文化迅速变迁的当下似乎已经成为几个世纪前的事。但在冯梦波的小剧场里,这些生活的记忆都仍然在幽隐泛光的屏幕或是西洋镜背后发生着,如编织自己的梦境一样,在象征物和隐喻意之间精心搭建潜意识与表达的桥梁。

或许这里会有个疑问,那就是基于个人记忆的意义构建在这里是否有效?如果这些表达仅是从个人出发,作品的边界是否过于局限?这个答案可以从他对作品的几次命名中见分晓——1996年的《私人照相簿》、2012年的《私人博物馆》以及此次的《博物馆》——他对于历史、文献与档案这类记忆承载体表现出长足的兴趣。往往这些极具个体私密性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都像是意识层的三棱镜一样,能够折射出整个社会的记忆。对此,他恐怕早有意识,在阐释《私人照相簿》时就曾说到:一家人的生活把好几代人的事情都说清楚了。而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为蓝本的《私人博物馆》,则是将一种公共场域的记忆内化为自身的创作。公共性与个体性的五味杂陈仍然是此次《博物馆》展览的重要线索(策展人将此解释为艺术家对记忆与身份意识的长期探索)。

如果将龙腾大道上的这座临时博物馆与遥远至伊斯坦布尔 Çukurcuma 街道上的纯真博物馆作比对,两者可谓相映成趣。与着重宏大叙事的传统博物馆不同,两个博物馆都意在呈现一个人性与文化性的博物馆。帕慕克的角色与写作者卢悦相同,为物品提供外乎于其表象的阐释意,只不过一个是意识流,一个是超现实。

似乎是某种个体经验的必然性,冯梦波的作品总有种自然而然却又给你当头一棒的感觉。他经历了太多次的文化演变,以至于红色波普与西方波普之间的衔接竟在红军投掷可口可乐炸弹的过程中轻松完成,12个景箱提供的叙事线索也同样能一一在大众的历史记忆中的找到根基。这个自称宅男的六十年代艺术家似乎以某种大隐隐于市的情怀发泄着他的创造力,过早对于屏幕的依恋隐约造成了他与这个时代叙述方式的格格不入。但或许,这种差异性就是他想要的。

我们之后 | After Us

我们指的是本来被自称为世界主体的人类,这句话像是某种预言式的开端——我们之后,将是什么主宰这个世界?也像是一种自觉式的谦让,既然有我们,那么也就有你们或是他们,一种主体意识的退让,退让给了展览中提出的各种可能性。

策展人 Lauren Cornell 认为这种主体退让以及新主体的产生,在日常生活以及流行文化中早已显露。 艺术家通过虚拟个体所表现的主体意识,则能够充分反映现下的社会环境并能对未来的可能状态作出想象。对于主体意识的讨论不在于重拾身份,在此问题上,她显得十分中立,甚至略显冷漠,面对这些早已在社会中游走的幽灵(spectre),她除了将之推至观众面前,并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应对措施。新唯物主义对待的观念在间隙中隐约可见,这种对物的态度转变也反向影响到个体自身的思考,我们之后可能是活力物质、赛博格、抑或是纯粹虚拟的世界将替代我们,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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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 Budor 有着材料上的先天优势,好莱坞道具是日常中不可触及却又总是让人觉得熟悉的物件,它们身上所散发的科幻气质始终能勾引出大众对不可知物的幻想,这也反映了道具使用者某种程度上的认知。借由它们,这位出生于1984年的克罗地亚人其实在讨论一个比较老的问题:科幻电影如何利用技术绘制未来世界的蓝图。然而,工具的特殊性为此话题引申出了更具哲学意味的隐喻,在梦工厂中借指未来的假道具已在当下加速成为流行文化的化石,通过探测它们,将当下的认知反射到封存的想象空间,重新建构历史与当下的创作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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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Cheng 的作品完全基于电脑的模拟(simulation)系统,人们通过模拟去测算气候变化、总统选举的结果、或是经济市场的波动,在他看来模拟系统不带偏见的演算过程就如同一个公正的大它者。使者(Emissaries)系统则是他创造出来的这个大它者的处所,他的作品正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创作逻辑进行的。在展览中,他派出使者系统里的一只虚拟柴犬与观众互动,利用虚拟柴犬将参与游戏的人反当作宠物使唤,这被策展人定性为一种对社会不公的报复。

Ian Cheng 似乎过于依赖技术去阐述他的理念,以至于他的作品看起来更像是来自一个富有哲思的工科生(而非艺术家)之手。相比之下, Cécile B. Evans 则更加自由,同样是设想一个未来世界,她虚构了一个“after K”的时间点,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在未来与当下之间反复穿梭——试管婴儿和机器人看护者、无实体的耳朵组成的工人团体、一个不朽的细胞等等超现实隐喻,将萨尔瓦多·达利的潜意识象征内化在一帧一帧的蒙太奇之间。当代人类的境况、数字时代如何重新定义人类、机器如何塑造人类,在她的影像语言中得到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Stewart Uoo 那些被暴力处理过的人体模型,从概念至长相上都显得不那么好看,并且能够指涉的范围也很局限;陆扬、林科以及陈轴的作品恰恰也都处在受限的阐释域内。而  Jon Rafman 那些让人惊叹的希腊人物胸像则和谐的融合了从古典至后网络的综合美学。据他所说,这些3D “雕塑的颜色也借鉴了许多现当代绘画大师的画面。这是一件十分合乎时代语境的巧妙作品,这些怪异的、看起来甚至不像是在地球上的雕塑恰好反映了现下时间与地域性的崩塌,就如徐震的永生进化系列,庆幸地是,他们的作品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气质:一个是昆丁式的诙谐与暴力,另一个则显得更为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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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尉洪磊与 Katja Novitskova 作品中的雕塑性在展览中显得更为突出,虽然两者似乎都呈现了某种创作语言上的反复。Novitskova 的作品指涉或许更为明显,在看似像婴儿代步器这种辅导幼儿脱离手脚爬行的工具附着上外生物的痕迹,旁边放置的星球表面的图片被从网上下载编辑后,制作成装置。图像作为一种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从原来的本体语境被剥离出来,而这种物权的产生外在于自然界(真实界),只单纯成立于传播(流通)系统。Katja Novitskova 将这种物权从流通系统中摘取出来,在真实界又再次对他们做了处理。这其实和 Tabor Robak 对光鲜物件的超真实复现手法类似。这些手法毫无疑问来自后网络艺术——利用自然界的图像再造装置、仍然强调图像的网络来源与企业美学。但至少,他与 Jon Rafman 都呈现了一种外乎于地球的空间观念,看她作品的名字便能知晓。

我们之后中的所有作品都或多或少带有仿人的指涉,在这里集中呈现为物(尤其是后因特网时代的物)对个体意识的影响。它们分别体现了各个作品以及策展人自身对于主体性的不同折射,形成的光谱远及未来世界、现下、至过去。自前智者(Pre-sophistic)时期就萦绕在思考者内心的问题经历两千多年始终未得到确切答案,时代与环境的日新月异带来的是一次次固有思想与理论的冲击,这种冲击也伴随着发展的加速度一再激化。在全球化后网络的时代,所有主义都面临着重新定义与阐释的挑战,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科技领域的发展在每次突破之后埋下了意识层的导火索,当代艺术家们也在利用它所擅长的视觉语言与想象力为我们提出充分的可能性。

我们如何定义自身。

我们创造的物必然反映我们。

我们总在发问 | 只是这次,放弃了回答

按:此文大部分论点系与高天睿讨论得出,文字最终由我整理。最初是想尝试一下协同写作,后来因个人问题加之远程沟通的不顺,导致文章延滞至今。

南南对话 | South-South dialogue

Raqs 媒体小组表示,面对当下高度互联的全球语境,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后简称上双)将着重于探寻南南合作的可能性,意图呈现一个超越东西分野的具有发散性的艺术世界。Raqs 原文中的“dialogue”实际是对话之意,翻译成合作并不确切也遮盖了这个初衷的弊病。合作(cooperation) 是建立于一种共同利益下的协同作业,而对话是基于一种共同意识基础之上的意见交换。前者需要目标相同,后者则要求双方经历类似,因为只有如此,对话双方所表达的内容才会被各自认知并恰当理解。但事实上,无论在社会、政治还是经济层面,我们都很难将中国与南半球(或是北半球南部)的其他国家放在这样一个对话平台上。这个1960年代提出的久远格局,就当下而言实在有些滞后了。

上双想要破除他们认为的二元对立的格局,却在挑战这个格局的过程中反而强调了这种东/西文化的固化。这和性别政治提及的情况形成很有趣的对比,女性(woman)的定义由男性(man)而来,所以从来就没有独立的女性定义,女性的身份依靠否定男性的成分而确立的。文化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任何地缘文化不存在对立或是相互否定的关系,它们都有自身能够自洽和独立的根基。将这种格局与威尼斯双年展落后的展览形式作对比,这个拥有上百年历史的艺术节仍然还保留着一国一馆的展示方式,这种约定俗成在全球化的当下应该被敏锐地识别出来——然而,人们似乎沉浸于默认的站位与所谓的国力展示,如果你还在考虑国家馆应该打什么样的牌,那就是掉入了这种僵化区分的陷阱。

对于这次上双而言,讽刺的是,南南对话的可能性正是由殖民时期附带的结果,即语言产生的。长期的殖民历史,一方面使英语成为殖民地的交流优势,另一方面却带来深刻又幽隐的后殖民症状。第三世界的艺术家不断被要求、或是出于自卑和对认同感的渴望使他们自觉地展示他们的身份。这种迫切为自身打上身份标签的创作方式成为上双艺术家的普遍潜意识:自我传统被遮蔽,与被西方(它者)话语所主宰的状态正是殖民主义的后遗症。从展览中,这种潜意识表达出的战争创伤或是地缘文化成为一种十分自我矛盾的作品表征。能否保留文化传统不是重点,如何将各自文化展现给国际、如何将自身文化仪式性的物化,成为创作的潜在动力。(在威双中国馆中,这成为赤裸裸的声明)。艺术在这一过程中显然被工具化了,这本质上和红色宣传画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对象变了。

在这种工具化的过程中,艺术作品成为高度专业的行业产品,其中指涉的专业与格罗伊斯所说的(艺术的去专业化本身就是一场)高度专业的运动有很大的不同,它建立于后殖民意识与地缘政治的身份诉说,成为一种标准表达,一种供求关系的交易品。这当然也使他们的作品易于被理解,就好像中国的政治波普如何能轻易被识别一样,如企业品牌一样,越简单越深入人心,也就越可以快速融入国际艺术市场,而艺术家的自我异化也就越深刻。

看似跨地域的文化建构更像是刻意规划的次级中心主义,所谓的二元世界实则是欧洲中心与次级中心的结构,只是原本的向心运动转变成了离心运动。西方中心主义随着21世纪亚洲的崛起与欧洲发展的停滞不断遭受冲击,然而西方话语权仍始终如幽灵般的显现在当代艺术各处。在 Alix Rule David Levine 所做的研究中就提到,国际化的艺术界完全依靠于国际艺术英语(IAE,这种语言由以英语为母语的世界大量输出。它作为交流工具、意识形态根源、思维的符号系统,早已在潜移默化中调停了所谓东西二元的争论,结局显而易见。

三体 | Three Body

Any two bodies will settle into a regular pattern of reciprocal attraction. Things get really interesting when a third body enters the picture. Now you have a whole new geometry of unpredictability–this is a three-body problem.

Raqs 提出三体概念或者是印度新电影运动先驱者李维克·吉哈塔克的电影《正辩,反辩,故事》作为引述,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修辞的必要,以扩充叙事的背景与框架。三体本身存在不可预知(或是无法全解)的轨迹,因为预测与实际结果相差太过悬殊而成为难题。Raqs 认为第三体的出现,将产生全新未知的几何系。

在我看来,如若真要借用三体作为叙事框架以推论文化格局,上双所涵盖的作品则应该全部洗牌。毋庸置疑地,三体问题所能够推导出来的最可能结果,就是全球化效应——在天体力学里可与混沌理论类比。难民问题、恐怖主义、欧盟崩散、川普现象等等诸如此类的现象正是所有不可知动力的显像。遗憾的是,上双的作品却只有极少数涉及了这些方面,而它们又几乎都带着一种抒情伤感的人文情怀,使得整个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像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诗人的无病呻吟,而这个诗人势必来自第三世界

南南合作或是上双本身显得与语境严重脱节,大量中东艺术家所讲述的作品主题也并不能与当地观众产生共鸣,这样的状况实在让人尴尬。比之威尼斯双年展,我们同样没有看到与现下时代主题切合的创作与策划主题,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双年展注定无法脱胎换骨以适应新环境,历史包袱在威双中呈现的格局与文化偏向也必定在未来被淘汰。但上双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要知道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上海作为全球商业城市的佼佼者,所能够提出的问题与展开的眼界本可以十分广阔及深远。而这座城市唯一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却没有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与义务,浸淫在自我对世界的落后看法与看似宏观的宇宙想象中,当然可以把责任归咎在策展人身上,但这也体现了决策人的格局与对当代艺术匮乏的认知。

Raqs 何不再问不仅逃避了回答,甚至也逃避了发问,《蓝图》(Blueprint)中提出的二十二问没有明确的指向与范围,在一个个问题之间模糊发问者与回答者的焦点,所谓开放的姿态实则是将思考者丢弃在没有去向的荒地。这已经无关乎政治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真正的问题是否被掩盖了?这种策展的处理方式不仅狡猾的避开了对全球化格局的是非判断与可能激发的问题,更深层次而言,它又一次纵容了体制(政府、双年展)的不作为,利用看似浩大的声势以掩盖真实问题的虚空。在茫然的发问中,放弃回答,也就意味着确切问题的丧失。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又一次皇帝的新衣秀

今届威尼斯双年展打的是当代艺术+非遗组合拳,所有的相关报道都呈现出一片正面且让人欣慰的态度。

在所有在双年展上参展的国家馆里,中国馆对如何运用这个大舞台来传递国家工程的政治信息有着浓厚的兴趣。”

Andrew Goldstein(Artnet 新闻主编)

主题被策展人邱志杰定位为不息——“我要的就是这种生生不息的东西,因为中国人是不相信不朽的,只相信不息的,太行山是不朽的,但愚公家是不息的,不朽的太行山碰到不息的愚公就废掉了,这是中国人的方式。

理论上说,邱的策展逻辑的确能自洽,他原本就关注匠人精神,用竹编、用皮影戏、用他所谓的民间艺术以宣扬他所谓的中华精神。这段话的原篇《愚公移山》自1945年被毛泽东引用后,就被艺术作品反复引用,似乎是社会主义艺术的万精油题材。但其中关于不休不息的中国哲学,或许是他首创。但可惜的是,对于中国现下的当代艺术而言,这种不息的劳作与匠人精神,无论从何角度而言,都不具备语境和代表性。

其一,民间艺术是否能代表中华精神实在是有待商榷。古人分画有四格:逸格神格妙格能格。拿此标准衡量民间艺术,至多能算上神品,这自古来源于民间的技艺,无论多么杰出也不过被摆放在工艺品的范畴之内。

其二,而不息匠人精神在中国其实早已失去根源,恐怕全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看到这样标榜的精神,第一个想到的只会是日本。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对于工艺的推崇、民间艺术的保留和传统文化的圆融传承,日本做的比我们好。邱志杰这样费劲地将传统民间艺术与当代艺术组合,可反观国内,传统艺术的巨大空缺,反而出卖了邱所推崇的价值观,以致于这种声明显得太过故作姿态

其三,中国经济开放三十年来,恰恰是靠着与匠人精神相违背的优势——廉价的劳动力、高效的工业生产效率,而即使在亟待转型的未来,也将依靠最早由山寨产品打下基础的技术产业与草根的革新精神,当下的中华精神绝不是邱所推崇的匠人精神。即使如此说很残酷,但我们要承认,邱所推崇的不息的传统民间艺术与世界看见中国的眼光毫无瓜葛。那些中华精神在那十年的动荡风波中早已断了,是时候和过去决断了,马克思如是说。

集体症状:中国特色当代艺术

如上而言,威双中国馆恰恰可以作为一个集体症状,显露出当下中国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巨大鸿沟。一味将传统从远古抽离出来,标榜中华文化的祭祖行为在心理学上其实是种心理防卫机制,为防止因历史打击而引起的心理障碍。以邱志杰作为个例,他出生于十年动乱时期。(巧合的是,在电影《活着》里,皮影戏正是作为十年动乱到来的符号在电影中被象征化了。)在关键性的1989年,(他似乎亲口说过)正值20岁的他也曾愤慨的参加过游行。而如他这样出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人在那之后遭到禁言,被迫对百孔千疮的身体与精神绝口不提。

中国当代艺术对传统所显露出的局促,正是来自这种历史断裂。如果用心理防卫机制的表现来区分,邱志杰是一种反作用形成(Reaction formation)的典型代表,而另一类则选择转移(Displacement)与压制(Suppression):他们无法以一个正当的理由去整理一段被压抑的历史,于是如选择性失忆症患者一样,对根源性的文化遗产与精神的梳理被无限压制在作品表达中,被取而代之的,或许是对中国其他(不那么敏感的)问题的表达,或许是转向一种尴尬别扭的西方审美与全球性。所以大部分人在作品表达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躲避了一个原本应该被诉说的痛苦经历,这个伤也就永远愈合不了。

相较之下,虽然欧洲在历史中也同样遭遇着一种根源性的缺失,尼采说的上帝死了,正是面对这种宗教信仰的缺失。但不同的是,欧洲战后对战争的广泛讨论与重新思考、以及对犹太人遭遇的重新反省,比我们自由也显像的多。汉娜阿伦特在1945年曾说过:邪恶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像死亡成为上一次战争之后的根本问题一样。而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根本问题却被有意与无意的抹除掉了。

当代艺术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表达,因为历史正当性的缺失,使作品与当代艺术批评都丧失了真诚的表达能力,它们从某种程度上都是自我欺骗的谎言(伤痕美术不在此讨论范围内)。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没有前后语境与体系的原因。也因为我们无法(或不能够)正视历史,那段经历在无数次的自我审查中,被动淡忘了。对过去历史的藏匿导致了精神线索的虚空,也注定了中国当代艺术野蛮生长的势态。

注定野蛮生长的中国当代艺术

那么,在此野蛮生长的前提下,我们要怎样判断当代艺术的有效性呢?

为什么 Anne Imhof 的方法是有效的,为什么中国馆的当代艺术就是诈尸?当代艺术是很纯粹的舶来产品,它从发展伊始中国就未曾参与其中。从 Linda Yablonsky 写的双年展见闻中,东方人仍几乎不在她的见闻范围内。西方的当代艺术界并不关心东方,就好像中国当代艺术界也并不真正关心西方是一样的。在由画廊、博物馆和收藏家之间稳固维系的西方当代艺术系统当中,有明确的角色区分,也有我们为之羡慕的艺术语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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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杰出的西方当代艺术作品都具备历史分析的可行性,因为当代艺术的根源就来自西方的文化。这一点在 Anne Imhof 的作品表述中就显露无遗。她的作品阐释被其定义为歌剧(Opera),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的剧场,这种聚集在一块看演出的习惯几乎是欧洲人的社交方式,Anne Imhof 的表演与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场、Grotowski的贫穷剧场、以及 Schechner 的环境剧场(Environmental Theatre)都有承袭,其中对于神话与寓言的阐述也在某种程度上借用了马修巴尼的修辞方法。所以对于这样一种沉浸式的歌剧表演,欧洲知识分子在踏进场域的一刻,他们意识里所能启动的,是一条久远至古希腊时期的潜意识线索,这条线索也并不会如某种情怀一样飘荡在空中,只要他们愿意,剧场的历史变化、符号的象征意涵与当代艺术范畴里的指涉或是致敬等等;诸如此类皆能落地在他们的感知意识上。

但反观中国馆,不用说欧洲知识分子了,中国知识分子所能捕捉到的历史线索简直少的可怜。历史文化的断层已然横亘在国人的内心之中,如此简单粗暴的结合,则更提醒我们如今的中国与传统的距离。虽然如此,我们仍应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是公认的,不需要不合时宜的一次次强调,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合时宜,如果在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皮影戏这类的传统文化是应该被推崇的。但是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中国馆早期还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当代艺术家及作品,如今却成为历史重提,美其名曰结合当下的艺术创作——这种没有创作根源、没有上下语境、没有合乎情理的个人价值观与作品价值观的结合关系——简单到以致过于轻易的结合,反而无意识间透露出对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的双重轻视。

是时候该与过去决裂了(中国也实在有这样的优势)!在皇帝新衣秀的例行公事中退出。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曙光,正因为有防火墙营造之下的中国式网络环境,(觉醒的)中国用户才会如此用 VPN 过度补偿。在素材共享的未来(诸如 Camille Henrot 用《易经》创作的例子将会越来越多),皮影戏不是中国的独有遗产而是世界的(只是它始终会是工艺品罢了)。那种与历史对话的当代艺术尝试本就是徒劳,欧洲深厚沉淀的传统最终也将会成为他们的牵绊。威尼斯双年展的西方派对就算真会如路易十六的舞会一样毫无顾忌的奢华十几年,在外积蓄的革命力量也会渐渐丰厚的。

艺术万岁!

文明迭代 | Civilization Iteration

迭代是通过重复反馈以到达所需结果的方法。徐震此次展出的作品系列,也将为我们呈现在艺术全球化与网络化日益加剧的当下,何以利用他的方程式接近艺术的未来。

早在2001年,徐震就曾作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国艺术家在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展出过作品。20岁就已经崭露头角的他,以个体艺术家的身份在之后的12年中创作了大量建立于个体意识之上的作品。随着新旧世纪交替带来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变化从深处影响着这位触觉敏锐的艺术家。这最终导致了他于2009年在上海创立了没顶公司,在此分水岭之后,徐震的作品都由公司的模式产出,其“艺术家”的身份则被抛掷在了争议的漩涡中心,创作的关注点也开始转向艺术与商业。

今年的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之一 Monika Szewczyk 曾这样写到:

“诚然,徐震并不是第一个从个人转型为公司的艺术家,更多的艺术家选择不动声色的做这些事以使操作性与利益最大化。但没顶公司至少在一方面是特殊的:公司的生产越发地被理解为对“天国”概念的思索状态——它不提供给你关于天国的清晰图景(像宗教可能会做的那样),而是将其抽象化为一个问题。”

“天下”系列的名字与天国比喻可谓不谋而合。这一系列的画作曾作为2014年军械库艺博会的整体视觉呈现,为艺博会的商业功能服务。极富景观意味的绚烂色彩被油画颜料一层层地堆叠成型,奶油裱花袋替代了传统画笔,在巧妙经营的图层和形态中造就了一派让人口舌生津的视觉盛宴。“天下”成功架空了艺术与商业的矛盾性——这也透露出徐震的策略,相较于针对看似坚不可摧的景观魔障,不如借由这样的力量,达成自身的自治。

这样的创作逻辑也促使徐震十分擅长于提取大众文化中的视觉符号。在“金属的语言”系列中,政治漫画的对话以一种聒噪密集的图式呈现在镜面玻璃板上,极具涂鸦感的排列方式看似在与政治语言的激进姿态统一立场,却被散发着奢靡气息的金属光泽出卖。作品内部的矛盾使其自身乃至生产它的主体都处于意义悬置的状态。

金属和奶油式的景观,曾错使人们将徐震的作品归结为波普艺术;然而,这显然只能概括他的部分作品。事实上,徐震在创作的思辨与对文化的挪用上已经走的比波普更远。“没顶曲项瓶”、“永生”和“进化”系列的作品指涉已经不再停留于消费世界,而是面向了一个更加浩瀚不朽的文明世界。远古时代遗留下的万世之作、丝路繁盛时代创作的敦煌壁画、西方现代主义经典雕塑——当我们看到这些物件以反复的样式变形或重新组合在眼前时,文明积蓄的精神力量以一种主动姿态引发了意义的内爆(implosion)。

此种精神力量不仅来自被引用的文明象征物自身,更来自于全球化互联网所带来的文化剧变。我们对于希腊雕塑的认知,总停留在灰白石膏表面,却忘记它们原先是富有颜色的神像浮雕。 文明遗物的真实面貌被悬置在每位远道而来、在博物馆探索古代文明的观光客心里。人们甚至寄希望于网络,通过搜索引擎以想象文化发源地的图景。语境的缺失横亘在希腊神像原先的彩色表面和白色石膏之间,更横亘在雅典卫城与电子屏幕上的雕像照之间。正是因为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化现实过于习以为常,才使得看似分庭对抗的“永生”与“进化”系列显得异常和谐和瑰丽。

徐震从“艺术家时期”关注个体身份意识转向一个品牌对当下文化脉络的反复推演恰恰反映了人类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巨大转变。互联网带来的意识延伸从智识深处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差异。文化的传统认知被信息与符号的泛滥瓦解,并让位于不断显像的文明停滞与标准失效。个体时时刻刻都面临着信息超快速传播所带来的不真实感,意义、价值和真实的界限逐渐消融。面对这样“后真相”时代的文明,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徐震将“迭代”推举为一种面对后现代进程的有效方式——了无疆界的反复重组势必在无数次摧毁与重建中为当下开创新的文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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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ation refers to the way of achieving a desired result through repeated feedback. The exhibited series shows how an artist, amidst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and networking of art, can approach the future of art with his own formula.

As early as 2001, Xu participated in the 49th Venice Biennale, then the youngest Chinese artist to exhibit works at this international art event. Having made a name at 20 as an artist, he has since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based on his own consciousness. The passage from one century to the next brought with it not only socio-economic but also cultural changes, the latter deeply influencing Xu as an artist. The great divide of his career came in 2009 when he established the art creation enterprise MadeIn Company in Shanghai. Since then his works have been produced in a corporate fashion and his “artist” identity has been plunged into the center of controversy. Meanwhile, Xu’s creative focus has begun to shift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business.

Monika Szewczyk, a curator of this year’s Kassel Documenta, once said,

“To be sure, Xu Zhen is not the first artist to transform himself into a company, and countless others incorporate more quietly to maximize their income and maneuverability. But MadeIn may be special in at least one respect: The company’s production could be understood increasingly to contemplate the notion of heaven –not offering up a clear picture the way religious authorities might, yet keeping this abstraction in focus as a question.”

The title of the Under Heaven series echoes heaven as a metaphor. The paintings appeared in the 2014 Armory Show in New York to serve the commercial campaign for the fair itself. Layers and layers of oil paint form an ornate “landscape”, and with the skillful depiction and figuration of a cream piping bag (not a paint brush!), they make up an enticing visual banquet.

The series manages to transcen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art and business, which exemplifies Xu’s creative strategy: rather than addressing the big spectacle issue head on, one might as well turn it into a positive account by creating a new approach of one’s own. This way of thinking explains why Xu is so fluent in using visual symbols from popular culture. In the Metal Language series, phrases from political cartoons are presented in an intensive manner on a mirror- finished metal surface. The graffiti-like composition seemingly agrees with the radical stance of the political language but is in fact betrayed by the extravagance of the metallic gloss. This inner contradiction throws the works (and even their producer) into a suspended state of meaningfulness.

Because of their metallic and creamy landscapes, Xu’s works have been classified as pop art, even though the label apparently can apply only to some of his works. In terms of creative logic and cultural appropriation, Xu has no doubt gone beyond pop art. For instance, his series Eternity and Evolution all reference a far more expansive, long lasting civilized world than the consumer society. Ancient art pieces, Dunhuang frescoes from the Silk Road’s heyday, representative modernist sculptures of the West…when we see these cultural symbols repeatedly change shape or re-combined in new ways, we cannot help but feel an implosion of meaning set off by the accumulated spiritual force of culture.

This force comes not only from the cultural symbols being used; it is in a way more the cultural changes induced by the globalizing Internet. In a modern context, we tend to identify Greek sculptures solely by their greyish white plaster, forgetting that they were originally divine statues with colors. The truth behind cultural relics is ever elusive to the museum visitor. People even turn to the Net, using search engines to make up their own pictures of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Between the colorful Greek statues and the modern white plaster versions, and the Acropolis in Athens and sculpture photos on electronic screens, is the loss of a common context.

And it is because we are so accustomed to this cultural reality that the two contrasting series Eternity and Evolution appear all the more harmonious and splendid to us.

From the “individual artist period” when he concerned himself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 to “Xu Zhen brand”, Xu has moved on to repeatedly examine the current culture. The transition is nothing less than a reflection of the tremendous changes in human history over the past decades. Admittedly, the extension of consciousness unleashed by the Internet has eliminated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parity. Yet, in the process, cultural learning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has been destroyed by information overload, giving way to recurrent cultural stagnation and dysfunctional standards.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makes one feel unreal, so much so tha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meaning, values and reality gradually blur. Living in this “post-truth” age, one begins to see why Xu should uphold “iteration” as an effective way of responding to a postmodern society.

For in the course of time, after endless 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boundless reformulations are sure to open up a new paradigm for civilization in the present.

 

 

 

 

 

 

 

 

网络觉醒 | Internet Aware

2014年,当 Karen Archey 与岳鸿飞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策划的展览中大胆使用“后网络艺术”一词作为展览名时,其指向的是一场包括了35位/组欧美艺术家的展览,其中没有任何一位中国艺术家。田霏宇先生面对这个境况的回答是:“加入中国艺术家可能会使问题变得复杂化”,而在谈到这个展览的性质时,他则认为这是中国首次领先于世界针对“后网络艺术”话题做的全面探讨。

时隔两年,再重新考虑当时展览的语境,却能发现其中的尴尬状态。后网络艺术并不发生于中国,中国艺术家在当时也并未对此有很强的认知,对很多艺术家来说他们可能还未曾接触过这个词汇,而在北京举办的一个针对(西方)后网络艺术的展览,既没有当事人的语境,也没有主场方的在场。即便如此,这场展览仍将自身置于危险地带为中国当代艺术打了一剂强心针。

“‘后网络’一词并非对应某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与互联网共生的意识形态,一种网络思维的方式。”正如展览文所提及的,“后网络艺术”这一词汇并不理想,它从提出之初,就一度被人诟病其模棱两可性。从字面看来,“后”时常给人“网络艺术已经终结了”的错觉,而事实并非如此。“后网络艺术”所指涉的概念已经绵延至更为宽广的意涵,它指向的是一种网络渗透之后的状态,所有人面临着不得不使用网络化意识去思考的处境,艺术家作为时代的触觉敏感者,对此率先做出反应,后网络艺术便是这些反应的呈现。

之所以说“后网络艺术”展将自身置于危险地带,正来自于“后网络艺术”这一词汇的不可靠性。自 Marisa Olson 首次于2006年提出“网络之后的艺术”(art after the Internet)后,仅两年时间,纽约新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网络美学 2.0”(Net Aesthetics 2.0, 2008)座谈会上就无人再提起“后网络”这一词了。而后举办的大多关于后网络艺术的展览,都一次次谨慎的避开了这一词汇,包括在尤伦斯采访里提到的德国卡塞尔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Frideri cianum)的展览“对无名材料的推测”(Speculations on Anonymous Material,2013)。大多展览都将关注点放在“后网络”引起的某些变化面向上——图像、传播、材料等等;如由 Jamie Sterns 于纽约P·P·O·W策划的“图像研究”(Image Research, 2009), Raffael Dörig 在 plug.in 策划的“(网上)冲浪俱乐部” (Surfing Club,2010),以及纽约 Foxy Production 举办的展览“图像物体”(Image Object,2012)。然而,当策展人/叙事人不得不将所有这些现象放在一起做讨论时,“后网络”仍是一个最不坏的词汇。这也是 Katja Novitskova 与 Michael Ruiz 提出“后网络生存指南”(Post Internet Survival Guide, 2011)的因由。

因此,Karen Archey 和岳鸿飞仍借用这一词汇将相关议题归置在一起,这包括了集散(Distribution)、语言(Language)、后人类身体(Posthuman Body)、自我对象(Radical Identification)、品牌与企业美学(Branding and Corporate Aesthetics)、绘画与手势(Painting and Gesture)、基建(Infrastructure)七个专题。这些专题,也为而后的中国当代(网络)艺术拓宽了创作的边界与思考的维度。

1_Dispersion, Seth Price, 2002.jpg

图1

“集散”一词体现在“物件-观念”(object-idea)的讨论,内容/形式的流变在文本与图像的传播中体现。作为信息的集散世界,网络使得观众对于观看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构。物件的固有内容/形式在网络传播的无数变形中,通过不同终端的显现改变着其衍生的观念。 Seth Price 在其文章《分散》(Dispersion, 2002)(图1)中也提过这样的问题:“当一种更加亲密、深入且持久的理解来源于展览的再现媒介而不是作品的直接体验时,将会发生什么呢?”徐文恺(aaajiao)就是利用作品尝试作出表率的人,作品《邮件迷航》(2016)利用了相对原始且简单的视觉媒介模拟一个邮件系统崩塌之后的状态,17寸屏幕与耐力板UV打印的平面呈现迫使观者利用自身的空间想象去实现作品的场景预设。而文字以略具透视的形式由近向远舒展时,不免会让人想起《星际迷航》的特效字幕。徐文恺的另一件作品《视窗碑林》(2016)(图2)更是以媒介的特殊面貌作为作品呈现的有效支点,沿用人类文明固有的立碑传统,将电子媒介的界面与其结合,在展览厅内部树起碑林。两件作品都关注数字化未来世界的诗意想象,利用当下的意识观念将物件形化为具有特殊气质的媒介材料,二者都呈现出一种高速互联网时代的内容/形式遗留征状。

“语言”不仅体现在网络促生的“国际艺术英语”(International Art English,以下简称 IAE),也指涉在社交平台上不断出现的网络语词中。IAE 由 Alix Rule 和 David Levine 于2012年的 Triple Canopy 杂志中提出,他们认为由于全球网络化的发展,艺术界默认了 IAE 作为合理的流通语言(世界语)。从表面上看,世界语是为了更好的各方协作,但从深层而言,英语保证了传播的最大有效性,它代表着一种话语权,并威胁着其他语言以及其连带的文化生态。而因为网络的快速传播,使得 IAE 自身同样进入陈词泛滥的窘况,高频词、惯用语法的泛滥与不可避免的(法语、德语)翻译体都使艺术批评陷入语言的泥沼。除此之外,艺术外的世界则是充斥着大量有意或无意制造的糟糕翻译、缩写以及网民自造的新兴词汇,网络带来的全球扁平化社交致使人们对语言的多样性与精确性开始重估。而我们可以在大量作品中看到艺术家对此种现象的挪用。苗颖于2015年个展“手拿菜刀砍网线”中用过时的 Windows 特效处理一首网络情诗,并将其置于 Google 搜索页面的背景之上(图3)。通过对网络词汇调侃式的处理,不间断循环的 GIF 在几种元素的并置中透露出后互联网时代“漫不经心”的审美与幽默。

“后人类身体”则是与技术革新互为语境,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和身体的假体修复等都从物理意义上渐渐削弱肉体的实在性。N. Katherine Hayles 认为后人类身体即是“原生的义肢”,媒介则是交流过程的延伸。网络时代所带来的生活方式转变已经从终端反向改变人类的原始习性。弗吉尼亚北部的一位外科医生甚至提供一种“FaceTime 拉皮”整容手术,目的仅仅是提升“患者”在视频聊天里的外表。而艺术家陆扬在名为《妄想曼陀罗》(2015)的视频中,将自己的形象通过 3D 扫描模拟为一个无性人,通过虚拟途径将个体化身为乌托邦身体,正是借用现有科技将后人类身体进一步实现的尝试(图4)。视频中的“她”由于各种脑科学与宗教的输入信息过载而始终处于一种失控状态,后人类身体的性状以一种极端模式被虚拟呈现出来。Donna Haraway 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了无疆界的未来图景,她将后人类身体形容为“半机械人(赛博格)——机器与生物体借由理论实施而制造出的混种”,赛博格将超越性别之区分、人与机器之区分、甚至是人工智能与智性的区分。而当这样的设想摆在艺术面前时,我们似乎要重新审视那些利用新媒体或后网技术实施的作品了,因为工具的身份已经渐渐不适用于这些“新技术”,人的主体性将会与机器的物性被同等悬置在未来的定论中。

“自我对象”针对的是社交媒体带来的个体意识转变。 2011年,随着 Iphone4 的普及,高像素摄像头最终和社交网络完美结合,图片生产-传播的方式变得更为快速。自拍与打造网红成为全民皆宜之事。Amalia Ulman 在 Instagram 中塑造的虚假女性人物,利用无数的日常图片充实身份并“迷惑”观者,个体的真实身份在此被网络稀释,而当虚拟身份可以完备到行使其世界中的权利时,“真实”世界的身份反而可能被遭受质疑,虚拟与真实的二元对立则会在这一过程中渐渐瓦解。这样的演变过程,也可以在王芮的作品中见出端倪。在她于2014年完成的作品 Good Girl 中(图5),女主角与 Bridal Shower(Petra Cortright, 2013)(图6)中的角色一样, 都沉浸于对着屏幕之后的网络世界展现自己,个体意识在暧昧的肢体动作中若有似无的与外界产生关联,自我意识在此时还处在游离的保守状态。而在2016年,其作品《过去、现在和未来》(图7)呈现了从纯影像向影像装置的转变,影像主体则从个体表演转变为身着米老鼠T恤的模特身体局部,通对T恤的特写与画外音的互动,主体完成了从个体向物体的转换。

“品牌与企业美学”也是一个不断在更新的词汇,而今的企业或是品牌不必须是依法注册过或带有标识的对象。随处可实施的网络营销已经使个体能够通过 hashtag(#)或软硬广告的投放蔓延至无数网端;企业的定义也更宽泛,国家、团体、或是松散组织,只要是具备集团性质,都能够被纳入企业的范畴——它们都带有煽动性、以一种契约式的合作关系共生、并都暗藏着不可广而告之的秘密。Simon Denny 将 NSA(美国国家安全局)泄密者斯诺登泄露的机密文件图像运用到作品中时,借用的正是同种的企业美学。尉洪磊于天线空间推出的个展“燕子世纪”(2016,图8)以一种带有未来感的雕塑形式将空间改造成为一个公共浴室,而其中的所有雕塑都被放置在他声称的“未来主义样式的超市货板”上。艺术家通过模拟公共消费空间整齐划一的视觉形式营造出未来的企业美学。作品在阐释中虽并未与后网络产生关联,但从视觉审美或是创作意识上仍可以看出网络意识的渗透作用。

“绘画与手势”是偏侧于技术与手法的创作途径,艺术家将创作的主体性从自身转移至电子技术的使用中。遗憾的是,大多与此相关的类似尝试都停留在技术层面的实验中,而未在创作语境上开辟出更宽广的视野。只有当艺术家将绘画的技术性放置在更多元的语义或修辞中时,对于创作手法的执着推究才可以让位于艺术语言的革新。徐震的作品《数据运动》(2016,图9)将电子图像转换成布面油画,延续行动绘画的衣钵将画面运动出 Photoshop 的“液化”效果,正是利用观念性创作拓宽了后网络绘画的实践维度。画布表面首先被网络图像直接占据,而通过对肌底的油画颜料进行处理,布上油画呈现出有别于传统的模糊图像与褶皱肌理,看似是制图软件的特效但却带有屏幕制图所不可能达到的立体感与随机性。绘画性与数字化的正反作用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被不断重复、加强,也使画面突破了单纯的技术逻辑推演,最终呈现出个体与媒体交错的人工图像。

“基建”是后网络艺术与网络艺术关注偏差最为明显的标志,网络艺术植根于网页与非物理空间的创作,而后网络则是利用网络意象建构出真实世界的装置,其着力点在于影响其自身想象力的实际政治情境与基础设施。Boris Groys 就曾提出,网络看似是虚拟且无物质实体的,但其实恰恰相反,它的一切建基于大规模服务器群和光纤线路(《走向公众》,2012)。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关注反映在杨健的个展“谢谢!愿您有美好的一天”(2015,图10)中,摄像头作为后网络时代无处不在的监视系统,被套上日常使用的购物袋并放置于不同空间。作品的批判逻辑立足于网络浸染下虚假的社会公共安全,因为网络对公众日常的深度渗透,使得全民监控变为一种可能。和棱镜事件所带来的议题类似,它们都暴露了权利机制利用监控系统所带来的隐性政治集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后网络艺术”在2014年之后,为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带来的影响,以及为理解作品带来的更多切入点。尽管这一词汇在中国也受到了在欧美的同样“待遇”——没有艺术家愿意承认自己是“后网络”艺术家,也没有展览明确的提起它,但仍能够在细枝末节处发现后网络艺术潜藏的迹象。OCAT的“Y世代之歌”;时代美术馆的“再定义—网络时代的复合视野和多重可能”;K11的“Hack Space”;余德耀美术馆的“波普之上”;没顶画廊的“信息雕塑公路”;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技术伦理”等等展览都延续了后网络美学与相关议题的线索。

苗颖作为这一暗涌下的鲜明个例,促使我们能够在中国后网络艺术悄然发展的阶段,直接审视其特殊的网络环境。她的灵感大多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网络现实,并带着中立的态度使用其中的素材,在“后网络艺术”东渐的几年时间里逐渐拓展了自身的整体创作语境。按她的话说:“(中国)网络的现实元素非常丰富,如果不加以运用的话简直是一种浪费。”她的作品,在政治上,有针对中国网络监管审查体系所创作的“自我审查”式的作品(《困难的Gif – 无困难》,2016,图11);在经济上,有反映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淘宝购物平台及其背后强大且富有争议性的生产链(《男神、女神和干爹》,2016,图12);在文化上,有利用视频网站、弹幕功能、山寨文化而创作的作品(《#MYBOOTLEG》,2016,图13)。

苗颖的个展“内容觉醒”(2016)侧重于表现中国特色社会网络环境的同时,又容纳了国际上的后网络思考。在尤伦斯的“后网络艺术”展之后,首次用个展的规模相对明确地承接且更新了实践方向。策展人 Michael Connor 在展览中引入的“超级素人”概念,某种程度上为近几年的艺术作品梳理出了美学线索。“超级素人”的概念来源于 Ed Halter,他在其文章《素人之后》(After the Amateur, 2009)就提出:在后网络时代,社交媒体的兴起与工具“傻瓜化”都模糊了传统“专业”(professional)与“业余”(amateur)的区分,超级素人(sub-amateur)因此诞生。他们通过大量便捷廉价的傻瓜工具,达到自我表达的目的。传统美学标准在反复一键达成的功能中,被表达的高效性所排斥。因此,超级素人的美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意识上只注重功能的美学,即“方便美学”(Practical Aesthetics)。

方便美学在苗颖的作品《内容觉醒》(Content Aware, 2016,图14)中被充分呈现出来——“Photoshop 会分析你的图片,然后为你决定最适合填充到图片中的内容。”正是对 Photoshop 软件中“内容识别”(Content Aware)的介绍,而苗颖利用这个功能为观众制作出看起来颇具田园诗意的广告布,并在其中一幅图片上配以“取回你思想、身体和未来的主权”字样。(巧合的是,Guthrie Lonergan 和 Cory Arcangel 就曾提过,对“后网络艺术”而言或许“网络意识艺术”(Internet Aware Art)会是个更准确的词。)内容识别作为电脑软件的自带功能,通过算法为使用者筛选出填充选取区域的图片内容,在这一“点选––而后将需要创造力的部分留给算法”的过程中,人工智能以一种细致入微的工具功能渗透在软件的使用中。苗颖通过几个大型广告布的视觉呈现将这种寓言式的软件功能加以强调,“意识的5根柱子”是西方宗教用于日常行为规范的典型句式,而现场的5个广告牌则呈现出一种与传统石碑反差巨大的戒律状实体,算法得来的图像被苗颖设置成为一种网络世界的真理显像。而事实也可能的确如此,Yuval Noah Harari 在其著作《未来简史》中,推理出一种未来物种——“神人”,他们超越了人类的生物极限,通过掌控算法获得极权,未来社会则因此产生三种不同阶级:神人—人工智能—无用人。“算法”在他声称的未来世界里,就是真理。而苗颖广告布上看似振奋人心的口号,将艺术家的反讽姿态以一种略带调侃的方式揭示出来。算法在为使用者提供方便的同时,在此成为藏在自动化背后的统治者,却仍给人类造成“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假象。

《清新的图像》(图15)系列则呈现了不同层面的假象,苗颖利用国内应用程序“美图秀秀”的特殊去雾霾滤镜,对数个污染严重的风景图片进行处理,通过一键式功能,原图中灰蒙蒙的天空瞬间就呈现出蓝天的效果。苗颖将处理前后的都市风景图片并置在一起,背景选用了科研场景的图片,造成一种颇能自圆其说的假象。其上又煞有介事的加了“Fresh Image”字样的水印,看似是科研机构的官方宣传广告图。“方便美学”在这一系列的作品中不再带有很强烈的美学指向,而是通过电子软件功能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显现出其讽喻性的政治职能。

网络时代的便捷性不仅体现在电脑软件的使用上,还在资源开放的媒体平台上,图片与视频的随意获取与任意剪辑在防火墙内反而变为一件更自由的事。《黄金配方,素材的边缘》(图16)将电视荧幕安置在广告灯箱前,不同的广告照片在背后间接滚动播放,并被有意停留在图片的交界处。图片和视频素材在此被分类与交错并置,而灯箱底下的数学方程式则将所谓的方便美学引向了更具消极意味的预言公式。虽然是艺术家凭空捏造的一个定理——通过两张随机图片的随机配对能够产生意义的最大值——这一公式仍然暗示了一种自动化艺术创作的鬼祟愿望,而从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这种愿望背后的创造力枯竭。

在一派纯粹的“方便美学”图景背后,我们遇到的是前后为难的窘境,同时这也是近两年来许多作品都指涉或是面临到的问题,即“超级素人”的艺术到底显露的是表达的方便性还是电子自主化带来的个体创作局限。当艺术家开始利用简单的影像剪辑工具或者大量自动化的“书写”工具展开创作时,除了直面此问题进行虚假批判以外,是否只能顺应媒介的发展趋势?如果大量作品的视觉特征是在制图工具的固定模式中被迫生成的,那么这类美学属于创作人还是制图工具,超级素人的美学是否等同于算法的美学?(写作者在打字时多大程度上受到输入法智能输入的影响,这种智能应用是否在对写作过程的渗透中悄悄改变着文字生成的内容?)诸类问题会随着时间以及傻瓜工具的泛滥普及,逐渐威胁创作的模式与原动力。

尼采“对形式怀有信仰,但却不信任内容”,而超级素人则偏向于相信内容而非形式。这导致了美学属性的绝对缺失,以及图像使用价值的纯粹显现。默认设置的普遍现象导致了素人的终结,而新的类别则一直就潜藏在其间:超级素人开始完全忽视支持图像原本工具性的属性。为了了解超级素人,我们需要的是关于功能而非形式的词汇。然而,如 Rob Horning 所提到的,当所有人运用相同的工具在网络上制造内容时,由于技术门槛过低造成层级差异的消逝,“内容”因此在大量反复生成的过程中失去了原先的书写性而沦落成为流水线上生产的贫乏物(Fear of Content, 2016)。而相信内容与功能性的超级素人,在此成为了依赖此种贫乏物的麻木人群。

“内容觉醒”作为苗颖个展的题目,一方面指向的是其作品指涉的表层含义,而另一方面则衍生了这一后网络时代的宏观问题。在大量产生“内容”而鲜少产生“意义”的网络世界中,内容看似在觉醒,却通过“内容识别”的便捷形式成为一种语义上的同义反复。在此,重新反观“后网络艺术”中所归纳的7个专题时,它们反而可以被理解为同义反复的不同伪装,就像傻瓜修图软件的不同滤镜一样,看似有很多选择,也不断有新的选择;但实际上,别无选择。

 (配图待补)

弄巧成拙的二元叙事

“波普之上”本是一场借古开今的类文献展,却在跛脚的中西对话中,输给了比较恣态。

 

余德耀美术馆此次花费两年时间调研,最终将两位策展人各执一词的观念同时展出。Karen Smith认为这个展览“将不同的见解和谐地呈现出来”,不经意的符合政府塑造社会的心愿,但是否如此却是另当别论。

此次的“波普之上”乍看起来几乎有炒冷饭的嫌疑,波普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以其运用流行文化符号进行抽离并再造观念的手法奠定了特有的美学和范式。然而在经历半个世纪的信息变革之后,当代艺术的面貌已经彻底偏离可追溯的视觉轨迹。而“波普之上”的很大一部分意义在于,为看似混乱无章的当下梳理出线索。

中国是一个被置于防火墙内的国家,在早期稍显滞怠的网络环境下,后网络成为突然给艺术家当头棒喝的潮流。创作者被迫在越来越凶猛的后网络情境中手足无措。这也是Smith在展览中想要体现的一个侧面,在断层后因为文化物质的匮乏,伴随着经济扩张的饥渴动力,艺术以它不能掌控的速度飞速演进试图得到补偿。此过程中所分化的艺术类向表现了不同程度的西方影响,这成为“多样性”的其中一个因由。

“OVERPOP” 的提出给了我们一个厘清根源的参照。在展览中,它可以表征为两层含义,其一,是在所谓的西方语境中,带有深刻历史脉络的风格创作,在时间的演进中,不断深化并且拓展的波普文化;其二,是在所谓的中方语境中,由于断层而导致的不一而足的艺术现状,艺术家成为分隔的群落各自呈现不同文化效应下的艺术创作。

波普是创作逻辑和方法论,从一开始偏单向度的观念以及批判逐渐深化并延展至后波普。网络在其视野下不过是素材,视频网站、社交网络平台、数字化媒体技术等等这些原本意指“后网络”的创作元素,因此得以被归回大众文化的本位。后网络被纳入”OVERPOP”,工业美学也是自“广告采风”而来,于是一切就说的通了。

Alex Israel将太阳眼镜镜片放大成为抽象雕塑、Anicka Yi利用肥皂香波制造带有时效性的消费装置、Tabor Robak 使日常物转变成虚拟环境中的动画——这些作品都符合Jeffrey Deitch明确提出的选作标准:其一,作品本身有强烈的表现力,观者不必通过文字就能感受到视觉张力;其二,作品结合了新媒体和社交网络类的流行文化元素,通过这种结合与传统的波普创作逻辑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区别并凌驾于大众文化之上。这两个标准定义了此次西方作品的面貌,也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削弱了后网络艺术的风头。

在Deitch对作品的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媒介痴迷的警惕性,作品在此并不因为它所使用的技术而更具备优势,他的标准仍是视觉的并且行之有据的。这一点从Helen Marten和Samara Golden的作品中都可以体现出来。Marten的拼贴创作可以追溯到Robert Rauschenberg的传统,通过对日常物的经营布置,将现实生活带入架上创作;Golden的The Flat Side of The Knife则是介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创作,她为观者营造的致幻场景让人联想到电子游戏中的虚拟环境,但Golden并没有使用电子技术去搭建这样的场景,而是克制的利用镜面、影像、声音和雕塑完成。技术在其间不再为了“技术之名”而喧宾夺主。

作为中方策展人的Smith,试图通过多元呈现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为策展概念拉锯出平衡态势。七位艺术家的确表现了迥然不同的面貌:何岸利用工业性的广告废材进行浪漫叙事、徐文恺将过去几十年间的计算机用户界面制作成丰碑、童昆鸟利用廉价小商品制造大型装置……在铺陈开的多种叙事中恰也呼应她指出的“独具特色的当代文化架构”。且不论甄选的作品好坏,但在策展理念上,Smith未免显得过于谦逊而有点露怯。应对Deitch明确提出的 “OVERPOP” 概念,Smith选择了一种非正面回应的方式——呈现上文所说的“不一而足”的中国当代艺术现状。而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无定向的群展中看到所谓的“多元”面貌,这种概括方式如若不是偷懒也会被理解成无能为力。

“波普之上”在提出中西比较的伊始就注定了阵局的失衡。中国与西方当代艺术之间呈现出的,不仅是艺术家数量上的失衡,更显然的是历史脉络的不对等状态。此外,在全球化已经渗透如此之深的社会环境中,再提出这样二元对立的立场是否真的有效也实在是个问题。展览挑选的十七位艺术家中,有常驻纽约的韩国艺术家、海外留学回国的中国艺术家、也有出生在国外的华裔艺术家,这些艺术家身份从根本上就已经使所谓的“对话”失效。

而最终,我们遗憾的看清,本应让人欣喜的“对话”,实际是最应该被深恶痛绝的姿态。这种二元叙事不仅忽视了当下全球平面延展的文化现状,也粗暴地简化了社会情境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所以,“波普之上”所呈现的跛脚的中西对话并不具备任何客观性,而其主观明确提出的概念无疑会在非二元叙事中显示出更大效用。